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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研究生专场。便一起到赛格广场，这里是电子的海洋，各种电子设备应有尽有。各种相关人员也比比皆是，不时就有人向路人推销电子产品。明君就在这里有自己的柜台，作为自己的公司销售点。三人就到里面看了看，就出来了。三人又到地王大厦，小王说：“这是深圳标志性的建筑！”龙星夫妇看了一下这个几十层的怪物，却也有几分王者气息。龙星又要到他的兄弟那里去。小车就开到柴屋维，他的兄弟的住处也不大，却要每月付出一千多元的房租。两兄弟谈了一些家里的事。龙星的弟弟就谈自己的现状：现在开了家小店，请了几个人跑名片。干这样的是应当抛弃所有尊严，锲而不舍。即使别人表示讨厌你，你也要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他保存你的名片。不然你无法在这个地方生存！说着，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大客户。弟弟就说：“哥哥，你们就在这里坐一下。我谈完生意就回来一起吃饭。”龙星三人却说中午与明君一起吃，顺便告辞。刚出门，就接到明君的电话，三人就驱车与他会合。五个人一起到一家湘味餐厅，美美的吃了一顿，竟花了四百多。正吃着，又有客户电话到，明君只得自己驾车前往，留妻子、小王作陪。龙星不禁感叹深圳人真的太忙了，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大家表示有同感。
晚上，龙星见到忙碌了一天的同学，说：“我真不忍心打扰你，我们明天就走！”明君一脸的歉疚说：“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今晚我们一起睡，好好聊一聊，明天陪你到世界之窗和明斯克航母去玩”。龙星一再推辞，说是不便打扰。但是，晚上，明君就真的和他两人到林海山庄的房子去住，要自己的妻子与龙星的妻子一起到公司的房子内休息。两人晚上躺在床上，一起回忆小时侯在长江江岸一起放牛，观日出；在中学下晚自习回家的乡村公路上，看着月亮和叶兰，下决心考入大学钻研科学，探究太空和其他自然界的秘密。然后，各自谈到自己工作中的遭遇。明君说：“我比你苦，我当初在蓝水市时就不太好过。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留下我们四个兄弟姊妹，所以从小就能够吃苦耐劳。读大学的时候是两个兄长帮助才完成学业。毕业后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不久公司就倒闭了。公司倒闭后。我又到武汉学习，当时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还生了病。后来到深圳，我就挑着一担行李，其中就有锅碗瓢盆，拖儿带女，有时睡在路边。我真正走运是2000年，这年的电子元件值钱，成本一毛的可以卖到一元钱。这一年我挣了几百万。深圳真是一个开放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地方，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又肯干，你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财富，很少需要既有的人际关系。”龙星很同意他的观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国家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特定的政策，保证了它为每个经济体都能够公平地竞争，而且是一个新型城市，社会阶层没有固化，机会很多。因此可以人尽其才，充满活力。如果在政治上也能够为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一定会更加充满活力。推而广之，在全国能够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国家也将充满活力，发展必定更加迅速。明君一口气讲完，两人就感叹：在学校学的东西实在没有用，只是成批成批生产的书呆子。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动力，在许多实际的领域常常输给西方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把年轻人最有创意、最浪漫的时候都塞在书本中。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录用人才，全然漠视大学生的创造能力，仅仅看成绩、年龄和获奖证书，更加糟糕的是许多人都是凭借关系获得理想的职位的。龙星更是愤愤不平：现在的单位根本没有考虑要什么人才，哪种人才。他们设置种种限制，让那些有经验、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真正有能力的人站在门外，让一些会考试的机器、年轻无知的人去犯一个又一个错误！龙星想到自己宿舍对面的一个叫刘利的年轻的研究生，他是金梨的男朋友，他从来没有从事过金融活动，就凭在报刊、杂志上东拼西凑写了一些论文，加上家里条件不错，很快就被浙江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要是姜子牙生活在今天决没有成名的机会，他年纪太大了。由此可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左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中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制度的优点，而社会主义国家却较少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又没有科学的完善的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导致大量人才的浪费，例如，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国外的一些大型活动，比如著名电影颁奖仪式、拳王争霸赛等，每每有惊奇发现，那些主持人或明星记者，多是满头白发的五六十岁的老男人。那些老男人稳重、沉着、风趣幽默，总能够轻易地驾御现场。可是，在中国，这些情景由青涩青年主持，显得浅薄、轻浮。中国人沿袭“三十而立的观念”，认为，20年轻有为，30已经精力不济，40岁应该出局。有些人更是耸人听闻地说，成吉思汗统治庞大帝国时，才30岁，比尔盖茨30岁已经是世界首富。结论自然是，30岁以前应当功成名就，40岁以后，已经是秋后蚂蚱……说着说着，午夜已过，两人就入睡了。